我为“复旦英烈”寻找亲人(下)

渝西都市报 2021年10月20日 庞国翔

  庞国翔

  4  走上职业革命之路

  不久,邹泽沛被调往江苏省团委,并任上海沪西区团委书记。当时上海无市一级组织,各区工作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事隔不久,他被任命为沪西区委组织部长。由于他出色的演讲口才和宣传鼓动能力,1936年1月,他又被任命为共青团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他非常关心上海各大学团组织的工作,常去参加支部活动,帮助制定发展组织计划。他带去《团员常识》和《群众的团》以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毛泽东接见斯诺的谈话、刘少奇著的《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等等。当时,同事李欣曾向往去红军大学在革命根据地公开从事革命工作。他觉得白区的地下革命斗争总是隐隐蔽蔽,虽有一腔热情,但不能大显身手。他了解到李欣的想法后找他促膝谈心:白区工作屡遭破坏,你若走了,靠谁来坚持白区工作?在他的劝说下,李欣打消了去红军大学的念头,继续留在白区从事革命活动。一次,他通知同济大学团组织负责人李欣前来领取宣传革命的印刷品。这是一项非常保密的工作,邹泽沛非常严肃地嘱咐李欣要先去著名的大新公司买一些日用品,然后利用日用品的包装盒来装宣传品。李欣按此方法领取了宣传品,在返回的路上遭到敌人搜查。正是大新公司的这些日用品包装盒,将宣传品进行了再包装。敌人掀开背包看了看,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就放了行。李欣圆满地完成了传送宣传品的任务。他暗自思忖:好险呀,幸好听了周泽沛的话。

  1936年4月1日晚,一个漆黑的深夜,共青团江苏省委遭到破坏,邹泽沛不幸在公共租界被捕。

  5  监狱中斗争

  与邹泽沛同住的共青团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许亚也同时被捕。他俩被一同收押在新闸捕房里。其实,当局并不了解他们真实具体的身份,同时也为了抢功,就没将他们引渡给国民党警察署,而直接由捕房向公共租界的法院起诉。审讯中,邹泽沛镇静自若,对答如流。由于邹泽沛语言缜密,逻辑性强,加上能言善辩,捕房前后四次提讯,他们的口供都一致相同,当局找不到一点破绽。邹泽沛有时的答辩还引得审判官暗中发笑。捕房只能根据抄获的一些证据,宣判他们是共产党重要分子,煽动工人、市民阴谋推翻租界的统治,最后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八年徒刑。宣判后,邹泽沛等人被监禁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这座监狱关押着几千名犯人。其中多数是盗窃犯、扒手以及个别判了死刑尚未执行的绑票犯人。政治犯不多,但都集中关在一幢。当局对政治犯采取了最严密的隔离措施。牢房前面是一条走廊,走廊的东西两头是坚实的铁门。铁门平时关着,牢房每间仅三平方米,每人一个号子。一天三顿霉米饭,合起来不过五六两,叫你吃不饱、饿不死。睡的是水泥地,凉气透骨。穿的囚衣,上面打上标识印记,缝上番号。

  在狱中,邹泽沛化名为李文新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并且在政治犯中加强教育和理论学习,提高思想觉悟,坚定革命意志。他利用早晚放风的机会,秘密广泛听取意见。经过酝酿和协商,终于在政治犯中成立了“同难社”,订立了章程,确定了活动的内容,选出了许亚、邹泽沛等人为领导。他们还创办《同难生活》杂志,并以此为阵地开展斗争。

  这些政治犯中,在团江苏省委工作过的有七个人。于是,许亚、邹泽沛又暗中筹建狱中团支部,许亚、邹泽沛还被选为团支部负责人。支部团结牢中的政治犯,加强联系,推动同监狱当局的斗争;同时还进行了阶级教育、气节教育和政治理论学习,开展了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

  狱方害怕政治犯进行政治活动,规定除了《圣经》等宗教书籍以外,其他内容的书都不准阅读更不准犯人亲属送入。“同难社”便向狱方提出准许亲属扩大送书范围,准许用被捕时身上的存款买书的要求。经过许亚、邹泽沛等若干次的斗争,特别是与当局进行辩论,狱方终于同意他们的“读书要求”。这些政治犯的家属一开始以送《三国演义》等书作试探,然后就有计划地送哲学、经济学等书籍。这样,10多种进步书籍陆续被送入牢中,甚至还夹带了《论持久战》单行本等。这些书在政治犯中秘密传阅,有的难友风趣地把监狱称为“香港大学”。

  邹泽沛是个天生的辩才,能言善语,口锋凌厉。无论是对“政治犯”的教育或是面对监狱当局的斗争,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每次放风中,他总是找人谈话。他道理讲得深刻,但通俗易懂,大家很喜欢听他讲解,称他为“理论家”。在他的帮助下,狱中的许多同志经受了监狱的锻炼,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出狱后又立即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和激烈的革命斗争中。

  6  血染提篮桥监狱

  狱中的邹泽沛曾给江津同乡同学黄宇齐写了一封信,说他在上海的“生意”蚀了本,很困难,这实际上是暗示他已被捕。1939年初冬,老家龙门场沱湾街二弟邹泽锡收到一封来自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信。信中称邹泽锡为“表弟”,写信人自称为“表兄李文新”,信中说他正在狱中。邹泽锡一看便知是大哥邹泽沛的笔迹,此证实了黄宇齐早前暗中传来的信息。邹家人忍受着悲伤,寄钱到监狱。父亲得此消息,捶胸顿足,三天后溘然而逝,时年53岁。

  邹泽沛并不知道父亲离世。他在狱中坚持着斗争。他的身体本来就瘦弱,加上营养不良,忘我工作,特别是狱方在政治上的折磨,使他不幸患上严重的肺病。但他在斗争中是越来越坚强,敌人发现他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头头”,对他折磨和拷问就越来越狠毒,总使出各种伎俩折磨他。

  邹泽沛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向狱方提出购药,狱方根本不予批准。他整天咳嗽不止,有时咳出血块。1941年7月的一个深夜,年仅28岁的邹泽沛在狱中牺牲,他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时任湖北省委统战部长的黄宇齐曾回江津,向当地介绍邹泽沛在狱中斗争的英勇事迹。1959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字第01306号”《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不久,江津县和龙门乡两级党政负责人亲手将这“纪念证”送到了龙门场沱湾街144号邹家。

  60多年过去了,由于当时知情人太少,加上建制调整、邹家人迁出等,“复旦英烈”的事迹几乎被人忘却。写下此文,也算是“不该忘却的纪念”吧。

  (作者系江津区政协委员、区文联主席、区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