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贵

　　陈文贵，名愠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生在永川县松溉镇花纱商人家。

　　陈文贵6岁进私塾，12岁进江津县聚奎小学，1917年进江津县中，次年转入重庆私立求精中学，1922年进湖南雅礼大学医预科，1923年进长沙湘雅医学院学习。

　　1926年秋，陈文贵受大革命风暴熏陶，出任学生会会长，组织和支持学院职工举行罢课、罢工、驱逐洋人院长。陈文贵因此被校方视为“赤化”分子，列入黑名单，只得前往武汉寻求出路，遂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先为蔡廷锴，后为叶挺）任师部卫生队队长。1927年7月，随队参加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失败部队向广州转移途中，遭到敌人围追堵截。陈文贵不幸于揭阳县汤坑被俘，后乘敌人不备，逃离虎口，经武汉回到家乡。

　　1928年春，陈文贵转入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科学习，1929年7月毕业，获博士学位。

　　1929年至1934年，陈文贵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病理科助教，研究细菌血清病理学，著有《嗜菌体对霍乱细菌的分解》《恢复期病人霍乱细菌的粗型》等5篇论文，分别发表在美国的《实验生物》和《医学会刊》上。

　　1934年夏，陈文贵去国民政府西北防疫处任职，以技正代行处务。1936年春，陈文贵被国联聘请为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视察员，到印度孟买哈佛金研究所进行鼠疫防治研究，并赴印度南部及南洋一带考察鼠疫防治措施，撰写《参观访问印度防治鼠疫的报告》。

　　抗日战争爆发，陈文贵任军医署第一防疫大队队长。部队在南京出发前，经德人兰度雅联络，得到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的介绍信，陈文贵率队前往西安，为延安送去一大批医药器械和药品。12月到延安，在庆祝抗战第一周年的除夕晚会上，陈文贵亲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后在延安设立防疫第四分队，因被特务告密，国民党当局将他的第一防疫大队队长职务撤销。陈文贵愤然离开军医署，到贵州筹建疫苗血清制造室，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检验学组主任，兼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检验学指导员，同时兼任贵阳医学院细菌学系教授。半年时间，他研究出“单纯霍乱疫苗、破伤风类毒素和伤寒菌混合疫苗、伤寒副伤寒霍乱四联菌苗及狂犬病疫苗”，为我国生物制品的制造填补了空白，受到军医署传令嘉奖。

　　1940年底，国民政府卫生署在重庆召开全国卫生技术会议，秘密讨论浙江宁波鼠疫流行案。陈文贵根据汇报的情况，尖锐而肯定地指出：日本在我国进行了细菌战，应立即训练侦察敌人生物战和防止生物战的专业队伍，但遭到会议主持人的反对，被诋毁为“神经过敏”。直到浙江卫生处处长陈万里从宁波城内居民家金鱼缸水面搜集到的跳蚤制成的标本，被鉴定为人鼠共同蚤后，陈文贵提出的问题才被肯定。

　　1941年11月，日军又一次在湖南常德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造成该区人工鼠疫流行。陈文贵立即率队前往调查，以日军空投带有感染了鼠疫杆菌的跳蚤制造鼠疫的事实，撰写了《常德鼠疫调查报告书》。国民党反动派指使军医署署长骗去报告书，改为该署顾问伯少士的报告而归档，替日本军国主义者隐藏罪证。1950年清理国民政府卫生档案时，人们才从档案资料中知道日军曾经进行过细菌战。

　　1944年冬，日军攻占独山，贵阳告急，国民政府党政人员仓皇逃命。陈文贵不忍将花了4年心血才建设起来的疫苗血清制造室的全部设备让给敌人，便亲自组织力量转移。经过22天的长途跋涉，才将全部药物器械运抵重庆，可是却遭到上级无理责难。陈文贵含愤辞职归家。

　　1945年春节后，陈文贵任重庆市宽仁医院副院长兼医务主任。此时，宽仁医院宗派斗争严重，处于一片混乱中。他在张孝骞院长的帮助下，进行整顿，恢复了宽仁医院在群众中的威信。

　　1950年2月，陈文贵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临时卫生顾问。这时回归热、天花、麻疹等多种传染病蔓延，陈文贵和西南卫生部的干部，发动医务人员给小孩普种牛痘，开展各种防疫工作，使一些传染病很快被控制下来。陈文贵又深入滇西鼠疫流行的弥渡、祥云等县，发动群众捕鼠，进行预防注射，抢救重危病人，控制了鼠疫流行，并筹建了滇西鼠疫防治所。

　　1950年7月，陈文贵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华医学会西南分会理事长，随即到北京出席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又于1951年12月底，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医学代表团出席匈牙利召开的微生物学会，交流反细菌战经验，研究防治措施。

　　1952年初，美帝国主义在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细菌战。中央卫生部派陈文贵赴朝鲜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顾问，兼检验队队长。他在朝，处处身先士卒，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前往受细菌侵袭的现场，搜集美军空投的昆虫、细菌容器等实物标本，并用严格的科学方法，从搜集的昆虫体中分离出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炭疽杆菌、伤寒杆菌、副伤寒杆菌、赤痢杆菌等毒力很强的病原体，以确凿的证据，揭露美国侵略者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国际科学委员会派人作了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对中国提出的事实证据，表示信服，一致签字承认美国在侵朝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国际科学委员会对陈文贵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52年10月，陈文贵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2月，又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会上，他以中国代表团成员、细菌学专家身份，就亲临现场目睹的事实，出示美军进行细菌战的实物，愤怒揭发和控诉美帝国主义使用细菌武器的滔天罪行，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对中朝两国人民反对美帝细菌战的正义斗争的同情和支持。我国政府发给他荣誉奖状和奖章，朝鲜人民政府授予陈文贵二级国旗勋章。陈文贵回国后，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

　　1952年后，陈文贵到中央卫生部任防疫司司长，积极筹建微生物学流行病学研究所，举办流行病学医师进修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既懂理论，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流行病学干部。

　　1961年，陈文贵任四川医学院副院长，主管科研工作，进一步筹建和完善了四川医学院的科研组织，并多次率领医疗队去专县巡回医疗。

　　“文化大革命”中，陈文贵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残酷迫害。1970年夏，他被扣以“死不改悔”的罪名，送去大凉山劳动改造。这时，他身患高血压、肺结核等多种疾病，在长期摧残下，卧床不起，于1974年6月15日与世长辞，终年72岁。

　　解放后，陈文贵被评为一级教授和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并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