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厚庆

　　（接上期）

　　1940年8月17日清晨，防空预习警报拉响。警报声与往常一样，况明新听得多也习惯了。为什么？就在1939年夏秋之交，年轻县长罗宗文（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的学生）为了解决一万多名驻军（中央驻省的一个补训处，师级单位）的口粮问题，发了两次空袭警报来吓跑抢购大米的群众。毕竟亲聆过张澜的教诲，事后他感到不能老是欺骗群众，于是铤而走险把军委会存在永川的军粮借来供应老百姓，从而稳定了粮价。听过“狼来了”多次的人，哪想到日本飞机真的会到永川呢？

　　况老师记忆犹新。当日中午，26架日机（原27架，一架疑被击落）折返飞临永川城区上空。

　　此时，城区传来“砰……砰……”的闷响。“飞机上扔手榴弹了！”有人惊抓抓地大喊。况明新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担心城里的房子会不会被炸烂，于是向城里飞快地跑，路上偏偏遇到从城里往乡间逃跑的人，神色慌张，惊恐万状。况明新只身跑到泸州街一带，一瞬间就满目凄惨：被炸毁的房屋20多家，有户人家的3个小孩当场被炸弹炸死。

　　“唐湾（地名）当时关了很多壮丁，全都被炸死了。”况老师皱着眉头倾诉：“骑龙街附近到处都是坑洞。”在邻家的院子里，3个外省人在日军飞机轰炸中当场丧命，况老得知后心急如焚，没来得及开门，纵身一跃爬上自家土墙，朝里张望，看到一个簸箕大的坑，家里房顶被炸飞的巨石砸穿。他正准备翻墙进院时，突然有人大喊：“飞机又来炸了！”吓得他如惊弓之鸟，跳下墙头拔腿就向城外跑。奔跑途中，一不留神就被地面木块上的铁钉扎穿草鞋，甩也甩不掉，这时只管逃命，哪管他痛不痛哟。警报解除后，一瘸一拐的况老才被同学余雷用竹竿穿过一把椅子，做成了一架简易“滑杆”抬回殷家巷的家。

　　据档案资料记载，日机投弹129枚，炸死155人，重伤86人，轻伤183人；毁房385幢。文庙石坊炸飞，碎片砸死饭馆老板之子；西门坳一居民大腿炸飞高挂电线；五户全家罹难；小什字弹坑如塘。

　　在轰炸中，文庙正门的石牌坊被炸飞，碎裂的片石飞过城墙和护城河。仔细打听，才知道饭馆老板蒋德山的儿子当场被砸死。永昌镇有5户全家被炸死，包括西外街的阎泽民、肖天祥两家，小南门的杨四如以及廖一清两家。落在小什字的炸弹，把福江茶园前面的地块炸出一个与小池塘大小差不多的弹坑。这些场面好恐怖！

　　我们在黄家茶馆喝茶时，况老师指着日本空袭时受伤的那只脚说：“永川大轰炸，本人流了血，多人丢了命，血债要用血来还！血债该用血来还！”愤激之情溢于言表。“是的，他们炸了重庆炸永川，龟儿子不得好死！”众人五脏六腑都在颤动。这愤激，催生了茶友万俊中和他妻子黄家婕合写的《抗日战争中的黄振刚》以及余天潢的回忆文章《危急存亡之秋》。互相传阅，引起了我们这些茶友一迭连声的感叹。

　　2017年，93岁的况老师带着这段血色记忆离世，但他口述的历史已深深烙入我们脑海。没有况老师的叙述，我们对抗战期间的历史哪会了解得这么真切深透呢？这个记忆，将会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下去。

　　三、银幕风雷：历史的光影与传承

　　在永川殡仪馆，我和茶友们望着况老师的遗像发呆。

　　况老师年轻时，最后学历是武昌艺专，毕业后先到重庆一所基督教创办的民族中学教书，解放初回到永川上游小学任教。退休后在黄家茶馆里，我和他成了忘年交。况老师对我说：“啥子叫忘年交？就是我的岁数减去你的岁数，多的那一部分把它忘掉，我们之间岁数就一样大了；既然成了同龄人，彼此之间就更了解，更亲切，交往也就更深了。”

　　是的，忘掉年龄和他交往值得！我非常敬佩这位精工书、印的大家。2006年，他将精致的《况明新书法篆刻作品选》送给我；2008年，我编写的《永川教育志》付梓时，特意请况老师为书名题字，其原稿至今还保留着。尤其是听他讲抗战期间的经历，更让我们增加了对老人家的敬仰。

　　他那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精神感染着我，所以，我也学着他，大力宣传抗战精神。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共青团永川区委要我为他们撰写《抗战精神传后代，团徽闪烁亮永川》的电影短片脚本，我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个光荣的任务。

　　电影短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枭视狼顾的大背景，介绍到中国加入反法西斯斗争的大搏斗，再表现永川市民参与抗战的大行动。我在短片脚本中写道：

　　最让人摧肝裂胆的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最让人怒不可遏的是时跨六年的重庆大轰炸……最让人心有余悸的是日寇丧尽天良的烧光杀光抢光……

　　永川人民没有屈服，永川青年挺身而出！

　　看！大横幅，小标语，土话筒，中小学组织的抗日宣传队走上街头。他们以抗日救亡歌曲、街头活报剧、讲演、曲艺、漫画等形式开展宣传，掀起了节衣缩食献金支前的热潮。

　　听！入伍抗日的新兵队伍中，“枪口对外，齐步前进……”《救国军歌》穿云裂石，在永川城乡迅速传唱；每吐一字，都是射向敌人的子弹。

　　这是永川青少年的拳拳之心……这是永川青少年的虎虎之举……

　　为拍好这部十来分钟的短片，我和永川广播电视局（后来的永川区融媒体中心）的刘代江一起，算是下足了功夫。除了局里积极配合查找大量的历史影视资料外，我亲自到昌南中学组织高中生表演再现当年抗战的情景剧。同学们很快进入角色，与相关的文字描述别无二致。

　　我们一起采访了比况老师年龄更大的王文钦老师。王老师也是英井中学的学生，读初中第十五班（《英井中学校史》学生名册误录为“王文卿”）。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永三中（任教务主任）和永五中任教，最后在萱花中学退休；退休后住在永川兴龙湖附近的凤栖阁，我写的纪实文学《赛马场上铁蹄疾》还提到了他。王老师参加了永川诗词学会，成为最老的诗词学会会员。他的诗词作品中，自然少不了抗战的题材。和况老师一样，他的思路清晰，记忆力特别好。他对着镜头说：“惨呐！民国29年中元节的头一天，26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遭得最惨的就是西外老街。”尽管声音洪亮，但总觉得有点发抖。

　　2015年上屏幕的还有一位叫蒋印生的老人。名字取得好，他恰恰就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出生的，响应陈嘉庚的号召回国抗日。蒋老介绍滇缅驾车行驶的经历：“为躲避日军轰炸，我们经常晚上行车，而且不敢开车灯。怎么办？由两个人牵一条4米长、1米宽的白布，车辆跟在白布后面行进。”想想当时那个情景，哪有工夫顾及个人的安危得失呢？

　　2015年暑假前，共青团永川区委在重庆文理学院组织青年学生观看了该影片，效果非常好，风雷激荡的抗战历史再现，大大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

　　《抗战精神传后代，团徽闪烁亮永川》电影短片放映之后，我们得知，1940年8月17日下午轰炸永川的这支日军航空部队，就是日本海军第15航空队。这一事件是几年前根据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证实的：《（第15空机密第14号之88）第15航空队战斗详报81（攻击永川）》，查询编码：C14120937800。

　　除了为电影短片写脚本之外，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中华辞赋》2015年第9期发表了我的《抗战精神赋》，该赋编入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版《抗战精神赋》一书中。况老师、王老师、蒋爷爷，我把你们爱家国、恨敌人的心情都写进了辞赋中，我也是在学你们的样呀！

　　2022年10月29日，人们怀着沉重的心情送走了全球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老人。他还有好多故事没讲完呐！

　　2023年，102岁的王老师也带着那段烽火腾腾的历史记忆走了，但他留在银幕上振聋发聩的讲话，成了每次放映时让观众们经久难忘的记忆。

　　四、万众一心：民众的脊梁与义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便有难民从日军占领区源源不断地逃亡到松溉。出于对骨肉同胞的同情和对侵略者的义愤，松溉人宁愿自己勒紧裤带，也要义无反顾地接纳一批又一批的难民，与他们同袍分羹。

　　仇有多大，恨就有多深。永川人不是吓大的。1938年“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为祭奠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来苏人民群众自发捐资修建了“抗战建国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纪念碑”（经重庆市文物普查，认定此碑是重庆市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抗战纪念碑）。该碑立于太平山脚下的万寿桥头（后因文物保护迁至来苏镇迎宾广场），碑身题字由永川县解放后首任文化馆馆长彭致远的父亲彭建猷书写，铁画银钩，苍劲有力。人们站在碑前，国恨家仇油然而生（区长李庆仓的署名在“文革”时被铲掉）！第二年，永川市民捐钱捐物（主要是破铜烂铁）在英井路通往大南门（英井路）、小南门（木货街）的三岔路口（今老城中医院外丁字路街心）建了一座两丈多高的纪念碑，分别刻有由杜香樵用真、草、隶、篆等字体书写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纪念碑毁于“文革”）。由于1938年底汪精卫的投敌叛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于是，冯玉祥、张澜等人1940年初在重庆发起铸逆（浇铸逆臣贼子跪像）运动。永川县为了响应这一运动，在纪念碑建好后，又在旁边浇铸了卖国贼汪精卫的跪像，人们经过汪贼的身边都要骂他一阵，甚至干脆向他吐口水。人民的抗战热情可见一斑。

　　“节俭献金”“春礼劳军”和“投工投劳”等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1939年2月起，永川人民对出征军人家属分“入营”“送渝”“随军”三类予以优待。

　　据有关资料介绍（来源于永川区档案馆），1940年永川轰炸结束后，当时的县政府立即组织自救，抢救和挖掘被掩压的伤残人员。炸后两小时，空袭情况得以向上汇报。被轰炸的当晚11时，永川接到中央的赈款2万元。当时的县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也向外募集到上万元。事后从赈款中开支，平民死难者按人头发抚恤金30元给家属。重伤者每人发慰问金20元，轻伤者每人有10元。善后处理完，赈灾款中还剩近6500元。这笔钱连同募集款、县救灾准备金，交由银行单独保管，用作小本借贷资金。如果有贫苦灾民，因缺乏资本无力谋生，经证明属实可申请免息贷款。贷款金额分成四等，挑贩最高可贷60元，开商店的和家被炸毁的最高可贷100元，小工艺人最高可贷300元。通过发放小本贷款扶持，部分灾民得以重建家园。

　　1939年，因四川常遭日本侵略军飞机的空袭，县长罗宗文等人早有准备，将永川中学迁往陈食场（结果，第二年日本飞机就炸了永川），女生住文庙，男生住武庙。永川中学在陈食办学将近7年。改革开放之初任永川县文教局局长的陈德沛，正是永川中学在陈食办学期间就读的初中。

　　抗战前，全国总人口才4亿。抗战爆发后，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到当时只有1.8亿人的西部。当时的教育部在重庆直接设置了“战区来渝学生指导处”。沦陷区迁渝的中等学校（其中含永川所在的四川省第三行政督查区）通过登记，需要学校安排就读的合格学生6304人，整个重庆内迁中等学校40余所。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在保育会和中共南方局代表邓颖超帮助下，入川的军人子女、家属组成四川第二、第六两个保育院。永川县松溉镇、临江场正式设立一战区第三中山中学班，后来并入国立十六中和国立十五中，分别在永川县城和红炉场重新复课。1942年春，国立十六中从安徽铜陵校本部迁至永川与高中部合并，但女生部、职业部仍设于永川县城万寿宫和茶店场。1942年第四期《妇女新运》上说：“国立十五中设立的意义，是有别于其他各国立中学的。它是纯粹的保育中学，是为川境各保育院新升学的保育生而新设的。”月光如霜，千里迢迢作异客。异乡学子，思乡情切，对日寇恨之入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