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玥岑（永川）

　　巴金的《寒夜》借小人物的故事控诉了蒋介石政府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将那一时期千千万万个汪文宣式的知识分子的痛苦呐喊出来。全篇笼罩在凄冷昏暗压抑的氛围下。作者采用第三人称的方式进行叙事，以全知视角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小知识分子的悲惨生活画卷徐徐展开。小说中汪文宣和曾树生的爱情悲剧，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产物，他们虽然只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平凡人的其中一个，但他们也是那个时代中千千万万平凡人中不平凡的一个。

　　自1979年巴金研究者们开始广泛关注《寒夜》以来，研究者们对小说中曾树生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其实，巴金先生早在1962年写的《谈<寒夜>》中就曾指出：“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文章中的三个人都是亦正亦邪的，他们的性格塑造都具有两面性。汪文宣懦弱、顺从、谦卑、贫穷，但他勤奋、努力、善良。他唯唯诺诺地活着，被现实压迫，痛苦万分地死去。他曾经也有理想有抱负，想做教育事业，可是被现实逼迫的他只能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做校对，工作繁重，环境死沉。但即使这样，他也养不起家，家里的开销大头基本都由妻子曾树生来承担。曾树生是一个追求独立的女性，她积极乐观、美丽、热情，有反抗精神。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多都是由汪文宣母亲引发的。但汪母并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女性，她是来自昆明的才女，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但是战乱改变了这一切，由生活所迫，她不得不“洗手做羹汤”，过得清贫且痛苦。她接受更多的是封建教育，她不能接受曾树生的开放。在这样的环境中，汪文宣和曾树生的爱情必然有喜有悲，他们爱着彼此，有着共同的理想，但是迫于现实的压力，他们的感情最终变成了一场悲剧。汪文宣的软弱，曾树生的求变，汪母的不能理解，共同造成了他们的爱情走向悲剧。

　　从整本小说来看，作者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和内心独白，推动故事的发展。对汪文宣有着这样的描写：“他从悲欢离合的梦中醒过来了，他还有一种怅惘的感觉。”对曾树生有着这样的描写：“飞啊，飞啊！好像有一个声音反复地在她的耳边轻轻地鼓舞她。”这一对比描写可以清晰地看出汪文宣和曾树生对于自己生活的不同态度。汪文宣对于自己的生活早已没有了活力与期望，他已经走进了“寒夜”。在我看来，“寒夜”除了指向生理上的寒冷与黑暗，还指向精神上的苦闷和无助，更多的是指向冷酷无情无穷无尽折磨人的时代。曾树生怀有梦想，勇于追逐。她代表着希望，她想通过自身努力走出这“寒夜”。汪文宣和曾树生的爱情悲剧，缘于家庭，缘于社会。看似是由于汪母的刻薄，曾树生的反抗，汪文宣的懦弱造成的。可是进一步思考，汪母对于曾树生的不理解，来自于她对曾树生一些新式行为的不理解；曾树生厌恶汪母，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不能理解的管束。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中新旧文化不相容的现实。在那个动荡的时期，文化的不相融合只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缩影，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封建与现代并存的社会，没有人认为自己是错误的，他们之间的矛盾代表着广大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斗争和他们每个人心中的新旧文化的自我矛盾。现实生活使得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家庭关系逐渐激化。是什么让汪文宣变得如此的胆小懦弱？是什么让汪母变得如此尖酸刻薄？是当时那个混乱的社会，那个社会被无能、投机、腐败填满。“你应该看明白了：这个年头，人是最不值钱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良心没有丧尽的读书人……”那个社会不仅毁灭了人才，毁灭了希望，还毁灭了最朴实的爱。不准爱和梦想进入的世界，是那么的黑暗，那么的寒冷。而生活在此环境下的人，为了生活而奔波的人，何谈纯真的梦想？何谈真挚的爱情？

　　《寒夜》中大量运用了象征和隐喻，“寒夜”“老鼠”“停电后的屋子”等都有一定的特殊含义，它们的存在使整部小说被笼罩在一片寒冷孤寂的色彩中，更能体现出当时社会的冷酷无情。小说中多次运用梦境来象征，预兆剧情发展，使小说具有了神秘色彩。小说结构匠心独运，首尾呼应，由寒夜开始，以寒夜结束，暗示着汪文宣和曾树生两人的生活、两人的爱情自始至终都没有逃离这“寒夜”。小说结局写到汪文宣死于胜利之夜，一直以胜利作为重新开始新生活希望的他们，却在这时候阴阳相隔，曾树生徘徊街头时，是否会回忆起他们生活的曾经美好和纯真？我们不能简单地去评价曾树生的做法是否正确，他们彼此是真的相爱过。汪文宣曾经也反抗过，“我没做错任何事，为何会这样。”他的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环境使他们两人渐行渐远，寒夜的凄冷使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没有性格吸引，思想不同步，即使再爱，也不过是一个虚无的空壳罢了。汪文宣和曾树生的爱情悲剧，大抵就是这样。

　　（作者系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学生）